抗日战争是我国与日本军国主义者进行的一场殊死战争。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之下，我国军民以 3500多万人伤亡的代价，赢得了百年来抵抗入侵者的首次胜利。在中国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中，人民军工作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保障，在这场关系民族命运的历史性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国防科工局局长许达哲说，“强国必须强国防，强军必须强军工”。我们回顾历史，不仅为了铭记过去，更为了获得深刻启示，开创崭新未来。

  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装备最落后，条件最艰苦，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无法与敌寇相比。按照国共两党合作协议，当局在国共合作最初两年间，每年象征性地发给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发子弹，此后，便基本停止弹药供应。当时解放区的来源主要靠战场缴获。

  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人民军队创建之日就十分重视武器的修造与研制。全面抗战伊始，1937年 10月21日，致电周恩来、朱德：“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一万支，主要方法是自己制造”。这是我军自己生产武器弹药、创办兵工厂的“第一号命令”。1938年 1月初，在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开幕式上演讲指出：“过去抗战部分失败，我们的国防工业不如敌人，也是一个原因 ,将来要最后战胜敌人，一定要发展国防工业。”此后不久，根据和党中央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武器产量统计表的指示以及革命战争需要，决定迅速创建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并成立了军事工业局。

  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要求“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会议把“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列为“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人民军工克服人员、设备、技术、原料各种困难，艰苦奋斗，历经了四次大的转折，逐渐建立和发展壮大起来。

  第一次转折：从无到有诞生大批随军修械所。人民军工是从 1931年在江西官田开始创办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时，随军北上的兵工战士一边战斗，一边负责修理枪械弹药，付出极大牺牲。中央红军兵工厂第一任厂长吴汉杰率 108名兵工战士跟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时，只有7人幸存。1937年 11月，八路军总部发出指示，要求各师、旅、团、游击支队及地方政府和自卫队都要招募技术工人，开办修械所和炸弹厂，以解决迫切的修械和制造地雷、手榴弹问题。兵工人员以顽强的革命精神，使用锉刀、钳子、榔头等简单工具，在乡村祠堂、山崖洞穴、芦苇丛中、打渔船上，争分夺秒，抢修枪械和生产弹药，承担着抗战初期各部队与地方武装的修械和弹药补给任务。

  第二次转折：从小到大创建军工生产体系。到 1938年，八路军、新四军由 5万多人发展到 18万多人，许多战士没有枪和弹药，有少数新建连队，近三分之一的战士只能用长矛、大刀和土枪来武装。1939年末，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高潮，完全停止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武器弹药供应，部队的军火补给更加困难，以致每支步枪只能配发几发子弹。战争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军事工业基地。为此，各根据地加快了军工建设步伐，健全了领导机构，加强对军工生产的统一规划管理。提出了兵工厂的建设要坚持“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就地取材、小型配套”的发展原则。各地先后建立了机械厂、枪厂、火药厂、榴弹厂，形成了按专业分工、比较正规、相互配套的军工生产体系。

  第三次转折：在“逆境”中曲折成长。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日本集中侵华日军的一半以上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开始对根据地推行“强化治安”“清乡”等战略，对根据地进行连续残酷的“扫荡”“清剿”。处在敌后的军队则纷纷向日军投降，调转枪口，进犯抗日部队。八路军、新四军被迫在抗日和反顽两条战线上进行尖锐、复杂的斗争。面对严重困难，军工响应中央“咬紧牙关，渡过困难”的号召，克服重重困难，在逆境中力求发展。首先，分散设厂，保存实力，其间，停止步枪生产，大力生产子弹、手榴弹、炮弹、地雷、炸药等。同时，积极培养和储备干部，还广泛开展了学习英模的劳动竞赛和大生产运动。

  第四次转折：大反攻时期蓬勃发展。1944年，日军节节失利，抗日战争由相持阶段转向战略反攻阶段。中央要求加紧军工生产，提高质量，保证军火供应。各地军工为迎接新的作战任务，首先调整了组织，将分散的兵工厂集中组合，扩大规模。各根据地兵工厂以技术革新为中心的立功创模运动掀起新高潮，军工科研活动十分活跃，成果显著。1944年，研制出全新子弹；在研究提高五○小炮的基础上，研制出六○小炮。为了在反攻中拔除日伪军据点，八路军、新四军的各个兵工厂从实战需要出发，将迫击炮改为平、曲两射的武器，以便直接攻击日伪军碉堡。

  八年抗战中，人民军工经历了从分散到集中，从集中到分散，再从分散到新的集中几个发展阶段，形成了能制造枪、炮、弹药的比较完整的生产体系。它由流动的随军修械所，发展到有相对固定场所的兵工厂；由开始主要靠手工操作，发展到部分使用机器；从只能复装子弹、维修枪械，生产手榴弹、地雷、黑色火药，发展到能制造黄色炸药、子弹、炮弹、步枪、掷弹筒、迫击炮等，基本实现了“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

  人民军工是一支始终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队伍，在人民军工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英雄模范。在太原阎锡山兵工厂做工的刘福贵耳闻目睹政府丢城逃跑、坚持抗战的现实，秘密串联十几个工友到达延安投奔革命，被分配到柳树店兵工厂，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他先后设计制造了人民军工的第一支无名式马步枪、八一式马步枪、五○小炮、新六五步枪、全新枪弹、八一式驳壳枪等武器装备以及多种机械化专业生产设备，被称为“生产战线上的英雄”。

  沈鸿原是上海利用五金厂的厂主，1938年 2月带领 7名工人和一批机器设备、工具和材料奔向延安。抗战八年，沈鸿在安塞县山沟里的茶坊兵工厂担任总工程师，共设计制造了供子弹厂、迫击炮厂、枪厂、火药厂和前方游动修械厂用的成套机器设备134种型号、数百台套。还为制药、医疗器械、造纸、印刷、造币、化工、炼铁、炼焦、玻璃、石油等民用工厂设计制造了成套机器设备、单机和重要部件 400多台件，为抗战做出很大贡献。

  硫酸是制造火药的主要原料，被称为“火药之母”。制造硫酸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接触法，要用细白金粉做触媒；另一种是铅室法，需大量的铅板建造铅室。当时根据地既无白金，也无铅板。试验组立足于根据地的物资条件，依据制造硫酸的科学原理，因陋就简，用农民盛粮的陶瓷缸代替铅板，垒成缸室，创造了缸室法制造硫酸的新工艺，为火药的制造创造了条件。美国军事观察组看到八路军在异常简陋条件下生产出合格的硫酸、硝酸，目瞪口呆，惊呼“奇迹”。

  在火炸药研制中，火药技师焦逢春功不可没。抗战前他是一个民间爆竹匠，祖祖辈辈在山西洪洞县以做鞭炮焰火为生。1937年冬，他一家 7口人跟随两个叔叔参加抗日游击队，专门制造和填装手榴弹的黑色炸药。在 1941年参加现代火药研制过程中，他的两个叔叔、妻子先后牺牲于爆炸事故，唯一的儿子也因触碰废炸药被炸死，他自己在试验中多次受伤。但为了抗日救国，他忍着巨大悲痛，冒着生命危险，把从战争中收集的各种炮弹一一拆卸解剖留做样品，走到那里就研究到那里。经苦心研究，终于掌握各类炮弹结构性能及雷管、底火、引信等火工品特点，并在工友们帮助下编著出版《炮弹》一书，为炮弹安全生产发挥了指导作用。

  吴运铎是抗战时期新四军革命根据地兵工事业的开拓者，主持设计研制成功枪榴筒，参与设计制造 37毫米平射炮以及定时、踏火等各种地雷，为提高部队火力做出了贡献。在生产与研制武器弹药中多次负伤，仍以顽强毅力战胜伤残，坚持战斗在生产第一线。他拖着伤残身体写下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书中的一句话“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影响几代人！“把一切献给党”，成为兵工战士始终秉承的不朽精神。

  1943年，日寇奔袭大岸沟化工厂“扫荡”七昼夜，游击队员贾喜元被捕，面对日寇拷问，他对兵工厂情况守口如瓶，惨遭杀害。9月 29日，日寇包围大石沟，村治安员陈庆友被捕，日寇搜出制造军火材料存根，逼他供出军火材料和设备埋藏地点，他宁死不屈，被刺 90多刀。这些在抗日战争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军工英雄，其特殊的历史贡献光辉永存。

  首先，为抗战中的军队提供大批武器装备。在抗战八年中，除完成大量修械任务外，各战略区直属兵工厂生产手榴弹近 450万枚、地雷 20万个，子弹（主要是复装子弹）780万发，长短枪 1万多支，枪榴筒、掷弹筒 6300多具，各种口径迫击炮 900多门，为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为新中国培育一大批工业管理干部。据时任军工局局长李强回忆：“曾在军工局工作过的人中，有39人在解放后担任政府中副部长级以上的领导职务，其中包括军队中少将以上、重点院校的院校长，担任厅链接：国民政府的军事工业侵华战争伊始，日军就瞄准了当时国民政府的军事工业，企图以摧毁军工而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和装备基石。兵器工业遭受日军野蛮轰炸。抗战开始前，国民政府已有较大型兵器生产厂 30多家。全面抗战爆发后，绝大多数兵工厂被迫实施多次大迁徙，而且在辗转迁徙中遭到日军的反复轰炸破坏。1937年 7月 17日，日军就对广东第二兵器制造厂进行了轰炸。到10月 7日，先后轰炸 6次，投弹 60多枚，厂房多被炸毁，不得不被迫搬迁。在机器拆卸装车期间，日军又连续 4天轰炸该厂的机车，投弹约 50枚，炸毁待发的车厢 1个，车上的 3部大型车床被毁。迁到重庆附近后，日军镌刻在历史丰碑上的功勋1945-2015局长、厂所长一级职务的就更多了，不少人成为有关部门的技术骨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兵器工业体系。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和人民群众无私支援下，全体军工将士艰苦创业，使兵器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抗战胜利时，各根据地军工部门共有大小兵工厂 130多个，涵盖了多个专业和领域。经过多年的曲折发展实践，为此后接收日本投降的军工企业、解放战争中的军工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新中国迅速建立工业体系提供了物资、技术基础和管理经验。

  第四，孕育出了影响深远的军工精神。抗战期间，军工人不仅生产了一定数量的武器弹药，有力地支援了前方，而且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孕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军工报国、甘于奉献，为国争光、勇攀高峰”的军工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

  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建立了核、航天、航空、船舶、兵器、电子等完整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在很短时间内就突破了“两弹一星”尖端科技。进入新世纪，国防科技工业实现“井喷式”发展。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国的国家利益已远远超出传统领土、领空、领海范围，不断向更大战略范围延伸扩展。新时代军工人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任务更艰巨、责任更重大。（作者李金铎 朱 君 胡卫东单位：国防科工局离退休干部局）

  侵华战争伊始，日军就瞄准了当时国民政府的军事工业，企图以摧毁军工而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和装备基石。

  兵器工业遭受日军野蛮轰炸。抗战开始前，国民政府已有较大型兵器生产厂30 多家。全面抗战爆发后，绝大多数兵工厂被迫实施多次大迁徙，而且在辗转迁徙中遭到日军的反复轰炸破坏。

  1937 年7 月17 日，日军就对广东第二兵器制造厂进行了轰炸。到10 月7 日，先后轰炸6 次，投弹60多枚，厂房多被炸毁，不得不被迫搬迁。在机器拆卸装车期间，日军又连续4 天轰炸该厂的机车，投弹约50 枚，炸毁待发的车厢1 个，车上的3 部大型车床被毁。迁到重庆附近后，日军又跟踪轰炸两次，投弹 150余枚。

  1937年八九月间，金陵兵工厂 4次被炸，炸死 7人，炸伤 7人，水塔和部分厂房被炸坏。1937年 11月决定搬迁重庆，约 4300吨器材分乘火车、汽车、轮船、木船，向湖北行进，到宜昌全部换用船只，溯江而上。途中多次遭受敌机的轰炸、扫射。1938年 2月相继到达重庆，立即恢复生产，后又被炸 14次。

  虽然收缩在重庆周围的兵器工业被严密封锁，物资经费匮乏，但兵器工人凭着民族精神和力量重新奋起，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重庆兵工承担了全国械弹制造三分之二的份额。从1938年复工到 1945年抗战胜利，生产各种枪弹 8.54亿发，步枪 29.34万支，轻机关枪 1.17万挺，重机枪 1.8万挺，各种火炮 1.4万门，各种炮弹598万颗。

  船舶工业被日本侵略者掠为己有。1937年 8月日军大举入侵上海，11月上海沦陷，次年 10月武汉失守，东北、华北、东南、华中、华南大片国土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在这些地方，我国所有官商船厂都被日军据为己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所有外资船厂也都被日军接管。

  1937年 11月 11日，著名的江南造船厂被日军占领，侵略者将其更名为“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并以军事掠夺性的方式对其进行了扩充，使之规模比原来增加近一倍。日军始终把它纳入直接控制和管理之内，完全搬用了日本三菱长崎造船所的管理模式，所有行政管理人 旧中国仿制数量最大的冲锋枪员和技术管理人员全部由日本人担任。

  江南造船厂工人虽沦为亡国奴，但从抗战打响到把日军赶出中国，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与敌斗争。在“八一三”日军大举入侵上海的第二天，该厂工人配合海军在黄浦江内以沉船和水雷构成了三道防线，阻止日军乘舰溯江上犯。随后配合海军用一颗特大自制水雷重创日军9000吨级的“出云”号，使其丧失战斗力，不得不拖回日本修理。协助潜水员用水雷炸毁了停泊在码头的一艘趸船和两艘油驳艇。1939年，两名工人只身深夜潜入在该厂修复的“民生”号将其凿沉。

  地下党也始终奋战在领导工人对敌斗争的最前线。在日军严密控制下，地下党组织领导工人巧妙地开展了“磨洋工”“逃警报”等斗争。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地下党组织领导工人英勇护厂，使船坞及主要机器设备都基本完整地保留下来。日军投降后的三个月里，中国在江南厂相继接收 4批共 34艘日本投降军舰。

  航空工业遭受日军毁灭性打击。我国在研制飞机方面起步并不晚。孙中山曾倡导“航空救国”，组建革命航空队，在广州创建飞机装配厂。抗战前，我国航空工业就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日本侵略者对我国航空工业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是国民政府以对外合资方式引进国外飞机制造技术、于 1934年 10月建成的，1935年春开始制造美国诺斯罗普新型全金属轰炸机。1937年 8月，就在“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的第二天，日本海军轰炸机群偷袭该厂。8月下旬，该厂迁往武汉，11月中旬开工制造飞机。

  1938年迁到昆明重新建厂，后又在靠近缅甸的云南瑞丽县垒允设厂。其间，共组装生产过各型军用飞机450多架，为空军大修过各型严重受损的飞机 150多架，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全、生产飞机最多的飞机制造厂。1940年 10月，日本 27架大型轰炸机对飞机厂实施大轰炸，投下大小炸弹 110枚，使生产陷入停顿。最后撤退到宝山城，又惨遭日军轰炸，从此荡然无存。

  除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1931年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彻底破坏了东北正在按计划建设的东北飞机制造厂；在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机炸毁了上海航空工厂；1937年 8月，日机轰炸南京首都航空工厂，致使该厂先迁至衡阳后迁到贵州；1937年 8月 15日，南昌飞机制造厂遭日机轰炸，不得不迁往重庆南川县海孔洞；1938年 6月，韶关飞机制造厂遭日机轰炸后迁往昆明。日本侵华的 14年里，我国的航空工业基本被摧毁。（作者李金铎 朱 君 胡卫东 单位：国防科工局离退休干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