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过去抗战部分失败，我们的国防工业不如敌人，也是一个原因，将来要最后战胜敌人，一定要发展国防工业。”

  毛主席说：“过去抗战部分失败，我们的国防工业不如敌人，也是一个原因，将来要最后战胜敌人，一定要发展国防工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战前线，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人民游击战争。由于兵员迅速增扩，物资补充不足，武器十分缺乏，严重制约着抗战形势的顺利发展。为此，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后，到1938 年初，在晋东南地区建立起5 个师属流动和半流动修械所（其中最早的有黎城县阳和脚村修械所和东井村修械所）。同时，八路军总部在襄垣，决死队在沁源也各自建起1 个修械所，开始了最早的军工生产。但这些修械所都只是修配一些损坏的和锻造一些大刀片、红樱枪头等简单武器，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军工生产，也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8 月，八路军总部决定整合各随军修械所，并于次月在榆社县韩庄村组建总部修械所。

  1938 年底，总部修械所职工发展到380 多人，技术、装备也有了提高，初步具备了生产步枪的能力，月产步枪五六十支，但仍远远不能够满足战场需要。另一方面，同年4 月，八路军在晋东南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后，开辟了太行抗日根据地，为开展八路军军事工业正规化建设创造了条件。

  1938年10月在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无军火缺乏之虞”。在这次中央全会的决议案中，把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列为中华民族当时的紧急任务之一。

  八路军总部遵照中央的指示和的战略部署，自力更生，因陋就简，扩大军工生产，并于1939 年3月在黎城县北庄成立总部后勤部第六科军事工业科，刘鹏任科长，统一领导军工生产。1939 年6 月，随着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展，八路军总部决定扩大总部修械所的生产能力，组建隐蔽固定的大型兵工厂。此时，日军侵入榆社，威胁到总部修械厂的安全，而其所在地也不适宜建设大型兵工厂。因此，经过八路军总部副总参谋长左权和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亲自勘探选址，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实地视察后一致决定将新址选在太行腹心区仅有的抗日完整县黎城县西北部一座叫水窖山（俗称黄崖洞）的大山里。朱德亲赴黄崖洞视察后，当即决定成立工事委员会，并兼任工事委员会主任，亲自领导黄崖洞兵工厂的建设。同时，又决定将后勤部军事工业科迁往黎城县上赤峪村，组建八路军总部军事工业部，统一领导、组织、实施晋冀鲁豫根据地军工生产。6 月中旬，八路军军工部正式成立，由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刘鹏任部长，11 月孙开楚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下设政治处、工程处、器材处、总务处和秘书科。机关驻地设在上赤峪村。

  当月，军工部各机关、附属单位、部队、家属及筹建黄崖洞兵工厂的技师、工人等一大批人马开赴黎城黄崖洞地区。其中军工部领导机关和实验所入驻上赤峪村，工人和家属等入驻下赤峪村。抗战胜利后的1945 年冬天，为适应形势发展和战略需要，才迁往长治市。以军工部机关驻地变迁为节点，可以将军工部在黎城的活动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1939 年6 月军工部成立到1941 年11 月，军工部机关驻上赤峪村。第二时期，1941 年11月到1945 年冬，军工部机关驻赵姑村。

  具上赤峪村村民贾芝兰回忆称：八路军军工部是1939 年农历五月来上赤峪的，那天正好下着大雨。一大队人马走了半天还没走完，上、下赤峪和附近的村庄各家各户都住上了人。贾芝兰家位处村中心街口，军工部机关搬来以后，几位领导都住在她家。因为房子不够，军工部很快盖起来3间南房和2 间东房。刘鹏住到了南房，之后来的刘鼎住进东房，孙开楚住在北房里。路东的路福锁家，和贾芝兰家一样是坐北朝南的独院，各有东、西、北3 间房，住上了军工部的马夫班和警卫排。之后，路福锁一家就都搬到自家的另一座院里居住，这个院就不让村民进出了。村戏台院里住进了军工部一个实验厂，村民每天路过都能听到里面机器“咚咚”的响声，门口设有岗哨，也不让村民进入。

  军工部成立后，即开始对晋冀鲁豫根据地各兵工生产所进行统一整合，1939 年7 月成立军工部一所，9 月成立军工部二所，10 月成立军工部三所，1940 年2 月成立军工部四所，3月建起复装子弹厂。

  1939 年7 月，为了加强军工部的领导和技术力量，选派一批干部和技术骨干共300 多人来到军工部。他们组成“工人行军营”，于10 月到达，随即被补充分配到各所、厂。其中，刘贵福原是太原兵工厂的技术工人，1938 年投身革命，曾在延安茶坊兵工厂参加过无名式步枪的设计与制造，被授予特等劳动英雄称号，并受到毛主席宴请和题词：“刘贵福同志你是生产战线上的英雄”。他先是担任军工部技师，后又任军工部一所副所长，并受命以随身带来的无名式马步枪为样枪改进研制新式步枪。

  到1940 年4 月，军工部建立起来的4 个兵工厂，虽已能修理枪械及生产步枪，接收的原属武乡县工会的鞞山工厂在改建为柳沟铁厂后，也开始批量生产手榴弹，但都存在设备短缺，多数工序是手工作业的问题。手工造出的枪，尺寸不规则，许多零件不能互换，还常常在战斗中出现故障，甚至伤害自身，与敌装备相差甚远。因此，尽快实现步枪制式化成为急需解决的一件大事。

  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总部研究决定选派能力强、业务精的专家型人才担负军工部的领导，朱德第一个想到了刘鼎。刘鼎，原名阚思俊，1902 年生于四川南溪县，1920 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科学习。1924 年赴德国勤工俭学，由朱德介绍加入中国。1925年在组织安排下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学习并兼任教官，系统学习了兵器构造、爆破原理、无线 年奉调回国，后应方志敏要求，出任洋源兵工厂政委，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组织工人制造出机关枪和迫击炮及炮弹等，得到了方志敏的赞叹，“他们用少的可怜的机器，居然造出了花机关和轻机关枪，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造出了好几门小钢炮”，成为红军中为数不多的军工专家。朱德的提议得到了总部首长的一致肯定。

  1940 年4 月底八路军总部任命刘鼎为军工部部长，并在5 月1 日由彭德怀、左权、杨立三亲自护送到上赤峪村上任。一路上，几位领导一再嘱咐刘鼎，要克敌制胜，一定要具有两个条件，一是发动群众，二是要有武器。敌人之所以敢于发动侵华战争，主要是凭借他们有精良的武器装备，企图用武力来征服中国。几位首长还再三叮咛，要他抓紧把军工生产搞起来。

  刘鼎说：我是1940年5月初，从抗日军政大学培养无线电通讯、测绘、参谋、兵工等特种技术人才的特科大队，调到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从事军工生产工作的。当时，朱德总司令找到我，要我尽快把军工生产搞上去。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杨立三后勤部长亲自从总部送我到几十里外的军工部机关所在地山西省黎城县上赤峪村就任军工部部长。一路上几位领导同志谆谆教导我，要克敌制胜，一定要具有两个条件，一是发动群众，二是要有武器。敌人之所以敢于发动侵华战争，主要是凭着他们有精良的武器装备，企图用武力来征服中国。我们人从来认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不是武器而是人，但武器却是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如果我们每个为正义而战的抗日战士都有武器，有好武器，就可以用较小的损失，较短的时间，取得最后胜利。武器从哪里来？靠政府发给，希望渺小，靠缴获敌人的，代价太大，往往为夺取一支枪要付出重大牺牲。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制造。我和同志们一起从战争的实际要出发，结合根据地的物质条件，为改善我军的技术装备，全力以赴。我到职以后立即到太行各兵工厂调查研究整体的和具体的情况。

  刘鼎上任后，接连带领和组织人员进行了制式步枪试制生产、子弹生产、五〇炮和炮弹研制、烈性炸药研制，以及提高管理技术、培训军工技术、创办军工学校等工作，使太行军工发展进入到一个鼎盛时期，为改善我军技术装备做出了突出贡献。

  制式步枪的研制生产是刘鼎到任后的头等大事。他仔细研究了当时我军使用的捷克式、三八式、汉阳造、老七九式、无名式等各种步枪的特点，认为步枪是一种近战武器，只要能在200 米以内准确射击，越灵巧越好。他提出了一种枪身短、刺刀长、重量轻的新型步枪设计的具体方案，并交由“造枪能手”刘贵福组织试造。1940 年8 月1 日定型造出第一支新型步枪，后由彭德怀定名为八一式步枪，也称为八一式步马枪。当时，刘鼎背着第一支新枪到八路军总部汇报，彭德怀、左权等首长看后都十分高兴，拿着枪边看边做刺杀动作，不住夸赞遵照彭德怀的指示，军工部按照工业化生产规格要求，将八一式步枪的图纸和生产的基本工艺分发到各造枪厂统一生产，使之成为根据地质量最好，产量最大的步枪，在太行区第一次实现了步枪制式化。

  1940 年10 月，黄崖洞兵工厂生产出第一批八一式步枪，刘鼎亲自带队送到了一二九师师部。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刘鼎，咱们俩在苏联时就想自己造好枪，今天你终于造出来了，真是太好啦。”随即，将这批步枪全部补充给了陈庚的三八六旅。恰在此时，关家垴战斗打响了。在短兵相接中，日军发现八路军手中的步枪刺刀弹出非常快，往往没等日军把“三八大盖”的刺刀安上，八路军的刺刀就已经刺了过来，造成日军恐惧和伤亡。造枪任务完成了，新任务又来了。早在百团大战之初，八路军就受到日军一种名叫掷弹筒的新式武器的威胁。这种射程为100 至500米左右的单兵小型火炮，重量轻，发射快，使用灵活，杀伤力大。1940 年9 月9 日，彭德怀亲自召开军工部生产会议，要求大家日夜奋战，抓紧试造。并直接向刘鼎下令：“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必须有。”

  刘鼎说：百团大战开始后，1940年9月初，彭副总司令找我，讲到我军在阻击敌人发起的近距离冲锋时，常常遭到日军50小臼炮（即50毫米掷弹筒，亦称50小炮）的轰击，压得我们的战士抬不起头来，甚至造成很大伤亡，难以发挥我军的近战优势。他问我有什么好办法能压制敌人的火力。我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随后，我们组织1所、3所、柳沟铁厂3个单位的技术人员，对日制掷弹筒进行解剖、测绘和试造。9月9日彭副总司令亲自参加军工部生产会议，要求日夜奋战，抓紧试造。一切为了前线胜利，这是军工生产的巨大动力，我们昼夜琢磨制造方案。 50小炮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明的一种单兵小型火炮，体积小，携带方便，结构相对比较简单，使用灵活，适于山地作战。在太行山上制造它一定要解决两个难题，一是钢材；二是加工条件，特别是炮筒和炮弹壳的加工。我们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奇迹般地解决了这两个难题。

  没有钢材，部队和组织起来的民兵，拆毁铁路道轨，把敌人的铁路交通线，变成了我们军事工业的“钢铁厂”。有了铁路道轨原料，必须加工成能制造炮筒的钢坯。1941年1月我们在洪水镇东南的左会山北麓，山沟口一个叫显王村的村庄建立了显王锻造厂，厂长韩国桢，指导员陈海清。该村附近盛产工业用煤，且有铁轨、矿车运输，自然条件十分方便。因无需机器加工设施，厂建在显王村村民赵丙林家院内。它的西南面邻近柳沟铁工厂，东北面离峒峪镇四十公里，向东南翻越左会山就到了黄崖洞兵工厂。就在这个锻工厂里，集中了一百余名锻工，把从峒峪镇运来的道轨加工锻制。锻工厂设备极其简陋，只有几台靠人工拉动的简易大吊锤。工人们拉动多头风箱把道轨加热烧红，再用吊锤一锤一锤把它轧断并燉成步枪枪身、机柄、撞针、和炮弹的尾管等零件毛坯。1门50小炮的炮筒，是用平汉铁路道轨的轨面作原料，1米长的道轨面，经过加热，在高温下反复锻打，墩粗，锻成400毫米长的圆柱体制成掷弹筒或迫击炮炮身。这些大大小小的锻件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运往黄崖洞兵工厂，然后在机床上加工成形。

  赵素生是山西省武乡县显王村赵丙林之孙，生于1930年，他说：“以前叫“铁厂”，厂办在我家西后院，干活在我家义和院，八路军领导的，厂长是阎海士，听说是个四川人，中等个子，后来调走了，又来一个厂长韩国祯，听说是潞城马场人。生产的是弹尾翅，和柳沟厂配套，后来日本人扫荡时义和院被烧。当时生活条件差，很艰苦，我父亲赵汗章多次给八路军送粮和一些生活用品，支援打日本鬼子，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经韩国祯厂长介绍，我姐姐赵玉兰和在兵工厂工作的秦起华成为一家，我妹妹赵素英和在铁厂工作的张魁廷成为一家，厂部与我家关系相处很好，当时我年龄小，挑水、做豆腐、送饭、传口信、查路条等。工厂大约七八十人，分散在不同院中干活。”

  1941 年4 月，这种掷弹筒在黄崖洞兵工厂和高峪兵工厂投入批量生产，被正式命名为五〇炮。5 月起，军工部组织生产的五〇炮和五〇炮弹成批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装备部队，使我军有了能与日军抗衡的火力，经常打得日军措手不及。日军震惊之余惊呼：“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兴建了现代化兵工厂，有着先进设备与外国专家。”

  1941 年初，发出“关于普遍设立炸弹制造厂”的指示，刘鼎代表军工部向彭德怀提出了一个发展军工生产的建议，即军工部集中力量生产步枪、子弹、五〇小炮、炮弹和火药，重点供应主力部队；军分区组织制造手榴弹，每个军分区成立一个手榴弹厂，由军工部选派干部和技术骨干；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组织地雷生产，由军工部负责技术指导、培训骨干并供应雷管，在全区普及地雷制造，发动民众开展爆破运动。彭德怀高兴地采纳了这个建议。2 月6 日，八路军总部召开后勤工作会议，决定各军分区制造地雷、手榴弹，军工部负责技术指导；未经军工部同意，各军分区不得更改手榴弹的式样和品质衡量准则；军工部各厂主要生产枪炮及其弹药。彭德怀亲自进行动员，并以总部名义发出通知，在全太行山区开展爆破运动。

  当月，军工部在黎城县东崖底村和武乡县温庄村分别开办地雷训练班，分期分批培训武委会主任和民兵队长。刘鼎除主持外还亲自到东崖底培训班授课，并专门印发了《地雷制造与使用法》《各种地雷触发装置法》等教材发给学员。1941 年夏秋，遵照朱德、彭德怀发出“关于大量制造地雷的训令”，以这些学员为骨干，在各地层层开办训练班，很快在根据地掀起了“村村碾炸药，户户造地雷”的群众性爆破运动。根据地人民还从当地实际条件出发，大量制造石雷。“一块青石蛋，当中钻个眼，装上四两药，安上爆发管，黄土封好口，线子在外边，事先准备好，到处都能安，鬼子来‘扫荡’，石雷到处响，炸死大洋马，留下机关枪，保卫老百姓，保卫公私粮，石雷真顶事，大家赶快装。”那时，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成年人几乎人人都学会了制造地雷的技术。晋东南民兵李海元、王彦才还发明了制雷机，每天能制石雷30 多颗。由此涌现出众多“造雷英雄”，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地雷战”。

  1940 年9 月9 日，彭德怀在八路军总部召开的军工部会议上提出“要尽快开办工业学校，吸收有知识的青年和工人，为军事工业培养管理干部和技术人才”。并亲自指定刘鼎全面负责学校的筹建工作和出任首任校长。

  刘鼎说：太行工校成立了。我兼任校长，副校长是刘致中，行政工作人员还有李非平、历瑞康、张弥等同志。同时，从各所、厂抽调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搞教学，如郭栋材、陈志坚、唐英之、赵黛娥、牛宝应、柴毅、高广平、耿震、王锡嘏、张培疆等都是教学的骨干力量。学生除来自工厂外，还有一批来自部队的青年战士。按照工作需要和文化水平，将学员编成机械专科两个班、文化补习两个班和会计1个班，学制为两年或3年。以后又成立了化工专科、采矿冶金专科以及工会干部班、政工干部班等。班设班主任，由教员兼任。班建立党支部，支部书记由学员担任。班主任和党支部配合，管学习、管思想、管生活，保证了学习任务的顺利完成。

  太行工业学校成立后，彭德怀兴奋地致电：“我军在太行山已经有了一个小规模的工业学校。”得知后十分高兴：“太好了。你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为我军培训出一大批军事管理人才和军工技术人才，这对我们赢得最后的胜利十分有利。”

  面对日军的频繁“扫荡”，工校师生在反“扫荡”中，边学习边作战， 日军进攻黄崖洞兵工厂时，工校全体教职学员作为警卫队伍，随军工部本部转移。1942年5月， 日军对我晋冀豫边区施行“铁壁合围”“扫荡”，副校长刘致中在突围中牺牲，军工部工程处副处长陆达来校任副校长。

  1942年7月到1943年6月，这一段时间是工校最兴盛时期。校址迁到武乡县温庄，靠近柳沟铁厂，条件较好。全校教职员工达270余人。1943年9月，总部后勤部杨立三部长根据中央北方局会议精神，向军工部宣布，太行工业学校原则上开赴延安。学校办了大约两年多，共培养了各种专业方面技术干部400余名，解决了当时军工战线上技术骨干不足的问题。

  1943 年6 月14 日，日军进占武乡县蟠龙镇，直接威胁到学校安全，太行工校由此迁回到黎城县井上村一带生产度荒，从此停课，并于9 月18 日停办。在校学员根据彭德怀“工校学员不准调出军工部门”的指示，大部分被分到军工部下属太行各军工厂，余下分赴延安、太岳军工厂。抗战胜利后，1946 年2 月，太行工业学校在长治恢复，改称长治工业学校。2004年6月，更名为中北大学。

  太行军工从无到有，在困难中诞生，又在困难中发展：到1943年底，军工部已发展成有矿山、铁厂、机械厂（即制造机器设备的工厂）、化学厂、枪厂、炮厂、枪弹厂、炮弹厂、以及工业学校等10多个单位，职工3000多人的一支比较完整的人民军工队伍。军工生产从最初锻造大刀片、长矛、红缨枪、刺刀、破坏铁路的工具到修理枪械、复装枪弹，改装机枪、造手榴弹及地雷，发展到制式化成批量制造步枪、掷弹筒、迫击炮、枪弹、掷弹筒弹、迫击炮弹、山炮弹、发射药、炸药、引信、雷管及军工生产机械装备等20多种产品。为1944年总部军工部兵工厂由分散再到集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广大军工战士用赤诚的爱国心，用智慧和辛勤劳动，用鲜血和汗水，谱写了我国军事工业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1939 年6 月到1941 年11 月，经过两年半的发展，军工部在晋冀地区逐步整合为10个生产单位，职工总数达到3300 多人，拥有相当于120 马力的蒸汽动力设备和简易机床124台，初步形成了八路军太行军工基地。

  1‍、军工部一所：位于山西省黎城县西北45公里水窖山，又称黄崖洞兵工厂，保密代号为“八路军总部流动工作团”，后称“工兵营”。其前身是八路军总部韩庄修械所，1939 年7 月开工建设，12 月开始生产。厂区面积约2 平方公里，工房面积约8000 平方米。共有机器设备40余台，包括1 台荷兰产精密机床，动力设备三节锅炉、10 千瓦直流发电机各1 台、25 马力蒸汽机2 台。职工700 余人，所长程明升，副所长刘贵福、李作锦。基本的产品为七九式步枪、八一式步枪、五〇炮（掷弹筒）、五〇炮弹（掷榴弹）等近10 种武器。至1941 年11 月，共生产步枪4000 多支，其中八一式步枪3000 余支，五〇掷弹筒800 门，掷榴弹2 万多发，是军工部所属建厂时间最早、厂区顶级规模、生产能力最强、质量最好、生产种类、数量最多的“第一厂”，也是整个华北敌后顶级规模的军工生产基地，年产武器弹药可装备16 个团，被朱德称为“掌上明珠”，被群众誉为“太行山上的小天津”。

  2、军工部二所：位于山西省平顺县西安里村，又称西安里兵工厂，保密代号为“太南留守处”。1939 年7 月由徐长勋领导筹建，9 月正式命名为军工部二所，所长郝希英，政委张广才。初期有工人150 余人，机床7 台。从10 月下旬全面开工到12 月底，共修理枪械近500 支。1939 年12 月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后，为保障其安全，于1940 年1 月将人员、机械分别并入一、三所。

  3、军工部三所：位于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高峪村，又称高峪兵工厂，保密代号为“高峪工作队”，后称“水磨上”。1939 年10 月由八路军总部供给部高峪修械所、一二九师先遣支队梁沟修械所、杨家庄炸弹厂、武安县政府修械所等合并而成。所长吴卓然，教导员王永庆。职工200 余人。主要生产七九式步枪、五〇掷榴弹、手榴弹、地雷等。1940 年1 月与军工部二所一部合并后，郝希英任所长，张广才任政委（后为肖光明），规模逐渐扩大，发展成为太行根据地较大的兵工厂之一。

  4、军工部四所：位于河北省武安县梁沟村，又称梁沟兵工厂，保密代号为“晋冀工作队”。1940 年2 月由八路军从顽固派张荫梧、侯如墉部缴获的修械所与八路军河北省赞皇县修械所等合并而成。所长陈志坚、指导员陈廉如。1941 年3 月经八路军总部和军工部同意正式建为兵工厂，厂长韩国桢，指导员陈海清，副厂长刘贵福。4 月，总部为加强梁沟兵工厂工作，派军工部副部长刘鹏驻厂指挥，7 月兼任所长和政委。正式投产时，有机床36 台，发电机和三节式锅炉各1 台。鼎盛时期有职工680 余人，生产规模仅次于黄崖洞兵工厂。基本的产品初期为七九式步枪，后为八一式步枪，到1942年5 月，共生产约4000 余支。

  5、复装枪弹实验厂：位于山西省黎城县下赤峪村，又称下赤峪子弹厂，保密代号为“木厂”。1940 年3 月建厂，厂房设在村关帝庙内，面积约500 平方米。厂长王化南，指导员吕明珍，共有职工50 余人。主要设备车床2 台、冲床4台、钻床2 台，另有子弹专用机3 台，是军队败退时扔到宝鸡车站，被周恩来发现后亲自下令由八路军西安兵站运到军工部的。主要生产步铅头，再利用回收的弹壳装药制成子弹。日产子弹近千发。从5 月开工到当年8 月，共生产子弹10 万余发，有力地支援了“百团大战”。1940 年10 月，军工部为保障实验厂的安全及逐步扩大子弹生产，将下赤峪子弹厂人员和设备分批迁往黎城县水峧村和河北省邢台县南臭水村，建立起军工部第一、第二复装子弹厂。其中，第一复装子弹厂1941 年又迁至黎城县看后村，厂长沈鼎祥，指导员易辉。此外，军工部还组织起复装枪弹小分队，每个小分队10 余人，携带成品弹头、底火和修复子弹的简单工具跟随作战部队行动，哪里打仗留下弹壳，就在哪里复装子弹。

  6刺刀厂：位于山西省辽县土棚村（今左权县芹泉镇），又称土棚刺刀厂、刺刀分厂。1940年冬由军工部接收晋东、平东两个抗日游击队修械所建成，归属军工部四所刺刀部领导，共有职工40 余人，生产步枪刺刀。

  7、铁厂：位于山西省武乡县柳沟村，又称柳沟铁厂，保密代号为“焦作”。其前身为武乡县工会鞞山工厂，是由数家私营小厂采取集资合股的办法集合20 多户股东合营开办，主要制造手榴弹。由于经营不善，从1939 年4 月1 日交由八路军总部领导，私人股东一律退出，所欠债务由八路军总部偿还，同时，将一二九师辽县杨家庄炸弹厂和一一五师壶关县炸弹厂与其一同合并，还从冀南、晋冀豫各支队所属修械所调集工人，充实力量，正式扩建定名为柳沟铁厂。全厂职工460 余人。先期主要生产手榴弹、地雷，及五○炮弹壳毛胚，并逐步停止生产手榴弹和地雷，转而集中生产炮弹毛胚。1941 年春，开始研制无烟火药原料。1941 年11月后，主要生产雷管。

  8、锻工厂：位于山西省武乡县显王村，又称显王锻工厂，代号“石灰窑”，1941 年建厂，厂房设在显王村赵丙林家院内，内职工100 余人。机器设备主要是自己改装的多头风箱和超重大型吊锤，没有动力设备。基本的产品为道轨钢制步枪枪身、节套、机柄、撞针和炮弹尾管等钢制枪弹零件的毛坯和掷弹筒、炮身毛坯，制成后运送到黄崖洞兵工厂加工成成品。

  9、机器制造厂：位于山西省辽县尖庙村，又称尖庙机器厂，保密代号为“油坊”。1940 年底由军工部组建，主要负责修补机器，自行设计、制造步枪生产简易设备，如车床、冲床、磨床、吊锤等专用机具，以及各种专用刃具、量具等。

  10、军工实验所：位于山西省黎城县上河村。1939 年建立，主要负责炮弹实验。

  奋斗在军工事业的人们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做出了极大地贡献，让我们铭记历史，不忘国耻，警示未来，珍爱和平，继承和发扬抗日先辈的抗战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加强军备，巩固国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